附文年9月《内医档案》杂志刊登,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迈克尔·哈克博士主持的实验使用名腰痛病患分3组分别进行针灸、假针灸和常规治疗对比试验。发现腰痛情况好转的人,针灸组有47.6%,假针灸组有44.2%,常规治疗组有27.4%。针灸组和假针灸组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别。年西雅图的一个研究小组主持的研究表明,对长期腰疼患者,针灸和假针的治疗效果都比传统方法好,但是针灸和假针的疗效没有显著差异。（说白了就是，扎不扎穴位，都有治疗效果，跟穴位没有关系。）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发表了《Acupuncture:ReviewandAnalysisofReportsonControlledClinicalTrials》,认为有对照试验证实针灸可有效治疗若干疾病、症状或状态,针灸对于另外一些病症的疗效尚需要更多证据确认,同文又列出了疗效未有足够证据支持,但是可尝试针灸的一些病症。年10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一篇文章，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希曼博士关于用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的随机临床试验报告，其中纳入了中重度膝关节疼痛患者名，分为四组：不针刺组、针刺组、激光针组、激光安慰组，治疗12周后对比疗效，实验结果通俗的说，针刺组、激光针组、激光安慰组，三组的疗效没有任何差别，但疗效都优于不针刺组。最后文章作者的建议是，不建议对此类患者进行针灸疗法。年5月15日，英国独立报刊登文章，引用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针灸是否有益于治疗不孕不育的实验，受试者名，一组用正宗的穴位针灸，一组用假针灸（不按穴位扎）。结论是，针灸对辅助生殖的成功率没有丝毫影响。诸如此类的实验，全世界都有很多，最终结论是，针灸疗法针对一部分疼痛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与中医穴位经络理论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扎不扎穴位一样有阵痛效果。针灸的镇痛原理其实很简单，针刺神经后大脑处于防御机制状态后会分泌一些镇痛的物质：内啡肽，进而对疼痛产生了有限的缓解作用。所以少部分国家会把针灸列入替代疗法中。附文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中成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现“鹧鸪菜”中汞含量高达2.3%，美国发布公告，禁止服用和销售“鹧鸪菜”。年2月，新华社向国内公众披露，北京某著名中药制药集团生产的“清火良药”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而可能导致尿毒症。新华社的报道是由于收到许多人的反映而引发的。作家张家瑞经常出现中医所说的“上火症状”，开始服用据说具有“清火”功能的龙胆泻肝丸，断断续续服用半年后，却患上尿毒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某某也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后，出现肾功能衰退症状。记者调查发现，医院自年10月收治第一例马兜铃酸病人，已有一百多例此类患者，其中以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肾损害的病人最多。医院、医院也出现多个相同病例。医院、医院、医院等就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进行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大鼠的药物反应与人相同：大剂量给药，大鼠出现急性肾损害症状；长期小剂量间断给药，导致慢性肾损害。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原因是，药中的关本通成分含有马兜铃酸，易导致进展性肾衰竭或慢性肾衰竭；病患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得病，等到发现身体不对劲时，已患上严重的尿毒症。实际上，早在年，西方医学界已经注意到了马兜铃酸导致肾衰竭的问题。当时比利时研究人员发现有一百多名在~年间参加一项“减肥食物疗法”的妇女得了肾病，其中至少有70人需要做血液透析或肾移植。研究结果认定是由于她们服用的“减肥药”中添加了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防己引起的。随后，世界各地的研究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病例。例如，法国发现七例肾病病例与在~年间服用含防己的草药有关。年，英国现两例服用过含马兜铃酸草药的晚期肾衰竭病人。美国也发现了两例类似的病例，一例在年开始服用含马兜铃酸的草药，8个月后就患了晚期肾病，另一例服用含马兜铃酸草药大约两年后，于年得晚期肾病。这类肾脏疾病主要与服用了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有关。马兜铃酸能使肾脏间质纤维化，并造成皮层肾小管大量丧失，是典型的“中草肾病药”。此外临床还发现含马兜铃酸草药能导致尿道癌、膀胱癌。实验表明，啮齿类动物食用了马兜铃酸会得淋巴瘤、肾癌、肝癌、胃癌和肺癌。年，法国率先禁售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美国、埃及等多国也陆续发出了同样的禁令。年底，台湾地区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正式宣布禁用含马兜铃酸的马兜铃、关木通、天仙藤、青木香和广防己等五种药材及制剂，因此有69种中药制品也必须在药店禁售。龙胆泻肝丸是非常知名且受欢迎的中成药，名列公费医疗药物目录，据估计国内生产龙胆泻肝丸的药厂达十多家。许多患者也因相信中药药性比西药缓和，经常服用龙胆泻肝丸“去火”。连许多中医都不知道该药具有损害肾脏的副作用。医院一位出身中医世家的老中医也和许多患者一样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尿毒症。龙胆泻肝丸的历史悠久，收入宋代《和剂局方》中。原药方以木通入药，年因木通资源短缺，药典便以关木通代替木通。关木通和本通是非常不同的植物。关木通属马兜铃科，含马兜铃酸，而木通属木通科，不含马兜铃酸。许多人把龙胆泻肝丸事件归咎于药典出错，把其中的木通换成了有毒的关本通。实际上，除了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中草药还右十几种、包括马兜铃、天仙藤、青木香、广防己等，常常被当成无毒的药物用于“败火”、“排毒”、“减肥”等等，它们都能导致肾衰竭。能导致肾脏损害的中草药并不限于马兜铃科药物。已知具有肾毒性的中药包括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药物：1、植物类肾毒性中药：雷公藤、草乌、木通、厚朴、使君子、益母草、苍耳子、苦楝皮、天花粉、芜花、牵牛子、洋金花、金樱根、红娘子、土贝母、革橙茄、马兜铃、土荆芥、巴豆、侧柏叶、芦荟、铁脚威灵仙、大枫子、柴胡、山慈菇、曼陀罗花、钻地风、油酮子、夹竹桃、昆明山海棠、板蓝根、泽泻、防已、萱草根、甘遂、山道年、千里光、臭梧桐、丁香、槟榔、钩藤、肉桂、补骨脂、白头翁、矮地茶、苦参、松节、土牛膝、虎杖、松花子、鸦胆子、腊梅根、千年健、相思子、番泻叶等。2、动物类肾毒性中药：斑蝥、鱼胆、海马、娱蚣、蛇毒等。3、矿物类肾毒性中药：含砷类（砒石、砒霜、雄黄、红矾）；含承类（石朱砂、升汞、轻粉）；含铅类（铅丹）；其他矿物类（明矾）等。还有不少中草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医院的报道，中药所致的肝损伤占临床药物性肝损伤总病例的4.8%~32.6%（医院报道例中有例，占32.6%；北京医院例中56例，占17.3%；医院例中20例，占15.4%；广东例中13例，占4.8%）。日本曾将小柴胡汤作为抗肝损伤的药物长期广泛地用于慢性肝病病人。后发现小柴胡汤在平均2个月的潜伏期后引起急性肝炎，停药后2~6周恢复正常。另有报道40例服用小柴胡汤的患者中有9例在用药过程中出现转氨酶升高及黄疸，肝活检证实为急性肝损害，停药后恢复。其中4例再次用药后，重新出现肝损伤。美国报道，至少有10名急性肝炎病人和一名慢性肝炎病人与金不换有关，服用金不换之后出现肝病的时间平均为20周（6天至52周），症状和异常的肝功能在停药后平均8周时间消失。年有报道4例患者因服用中药麻黄发生急性肝炎，其中1例为暴发性肝衰竭。治疗银屑病常用的“克银丸”和“复方青黛丸”含有土茯苓、青黛等对肝脏有毒性作用的成分，治疗剂量就可以出现皮肤瘙痒、尿黄、身目黄染、转氨酶升高等药物性肝损害的情况。川楝子、苦楝皮等均含有对肝脏有毒性作用的化学成分甘楝素，正常剂量使用就可以引起黄疸、肝肿大和转氨酶升高等症状，从而导致药物性肝炎的发生。雷公藤或雷公藤多苷片可以引起可逆性转氨商升高和肝肿大，大量使用雷公藤，还可以引起重型肝炎。五倍子、石榴皮、诃子等中药中含有的水解型鞣质对肝脏有直接的毒性作用。长期使用可以引起脂肪肝，甚至肝硬化。千里光、农吉利、天芥菜等因含有呲里西啶类生物碱而具有迟发性肝毒性，可导致肝静脉闭塞，而出现黄疸、腹水等症状。苍耳子所含的毒蛋白和毒苷能损害肝脏，引起爆发性肝衰竭。治疗癫痫、银屑病、精神病、癔病等疾病的常用药物铅丹、铅粉、密陀僧等，因含有氧化铅等物质，可以引起铅中毒，表现为腹痛、肝肿大、黄意、转氨酶升高等。黄药子含有薯蓣皂苷等毒性物质，使用2周后，患者可以出现黄疸型或无黄疸型肝炎，也可出现肝腹水、肝昏迷。蓖麻子含有蓖麻毒蛋白，易伤害肝脏而导致中毒性肝炎。其他具有肝毒性的中药还有：艾叶、大风子、天花粉、肉豆蔻、合欢皮、金国榄、泽泻、满山红等。有很多中草药有致癌性。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等人从年开始，研究了种中草药及植物，结果发现52种中草药及植物含有促癌物质。如凤仙子、铁海棠、红背桂、假连翘、射干、青牛胆、怀牛膝、土沉香、芫花、狼毒、巴豆、泽漆、甘遂、鸡尾木、红雀珊瑚、木油桐、独活、金钱草、苏木、曼陀罗、乌柏等中草药中都含有促癌物质。千里光、农吉、猪尿豆等含有千里光生物碱，是一种强致癌物。苏铁中所含的苏铁苷是一种致癌物，可诱发肝、肾癌肿等，槟榔中含有水解槟榔碱，是一种致癌物质，细辛、桂皮、八角茴香中含有黄樟素，是一种可诱发肝癌的物质。中药巴豆、砒石、砒霜、甘遂、瑞香、芫花根、狼毒、苏木、三棱、金果橄等，都有致癌活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研究人员用小鼠做实验研究“妇科良药”益母草的抗癌作用，却意外地发现益母草会刺激与怀孕有关的乳腺癌的增长。目前对中草药的毒副作用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毒副作用还未被发现的中草药不知还有多少。年8月，国内媒体报道说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其中有两种特别引人注目：“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达11%~13%，超过该国标准的11.7万倍，该药的批发商和药店已被处以英镑的罚款；何首乌被发现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中药有毒副作用，本不是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国外和港台的药物安全机构都会发布这类公告提醒当地消费者的注意，但国内媒体很少报道。这一次由于国内有报纸即时做了报道，在国内也成了新闻。附文看中国古代的数十场传染病大流行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流行都会引起大量人员的死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欧洲黑死病，几乎消灭了整个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然而我们听到的中国古代的疫情却很少，今天给大家讲讲中国古代的疫情。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汉朝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三国时期建安二十二年(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魏晋南北朝晋惠帝光熙元年(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永嘉年间(年-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义熙元年(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隋朝开皇十年(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大业八年(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唐朝代宗广德元年(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宋朝北宋庆历八年(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南宋嘉定元年(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南宋德佑元年(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南宋德佑二年(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辽、金、蒙古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元朝至大元年(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至顺二年(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明朝万历八年(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年(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清朝咸丰五年(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光绪二十年(年)，鼠疫曾发现于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于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光绪二十八年(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疫情的严重性堪比所谓的欧洲黑死病。现代医学出现以后，虽然也会死人，但是阖门同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等等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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