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跟大臣们说:“古来帝王虽然平定华夏，但不能征服周边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我成就的功业却超越前人，这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你们根据你们各自的理解随便说说看？”

在场的人尽管直言了李世民的很多超越常人之处，但多是不得要领，李世民就只好自己来作一个自我总结，他说:“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主要因为五个原因。

第一，自古以来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而我看到臣下的优点，就像自己也具有这些优点一样，以此很珍惜他们。

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难兼备，我能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的不同，舍弃其短处，而取其所长。

第三，身为君主的，经常见到贤者就想拉拢为心腹，见到品格较差的就想彻底摒弃，而我则是见到品德优良的就敬重之，见到差一些的就爱怜他们的不幸，这就让贤与不贤，都能各得其所。

第四，古来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人士，或公开杀戮，或暗中陷害，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种事。而我登基以来，朝廷上站的一个挨一个的都是正直之士，对于正直的人，我从没有罢黜斥责过。

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贬低周边民族人士的，而我对各民族的爱护都是一样的，所以各民族都来依附我，他们对我就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有深厚的情感。这五条，就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理由。”

说完以后，李世民还看着褚遂良说:“你担任过本朝的史官，你看我总结的这五条，还算谈到本质上了吧？”褚遂良说:“您的丰功伟业数都数不过来，您只举出这五条，是皇上您太谦虚啦！”

李世民做事时一旦犯下了与他自己所总结的这五点相违的错误时，他就会立即自我反省，自我更新。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完善，他不仅强力要求自己自觉自我进化，他还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尽力向他人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大胆评议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他多次，在朝堂上直陈他的过失，多次使他尴尬，让他下不了台，然而，他却从不问责这些敢于向他直言进谏的谏官们。魏徵以外，还有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唐太宗能将国家治理好，为当时、后人所景仰、赞叹，正在于他喜欢听别人说他的过失，乐意接受他人的批评，能认真反省自己，及时检点改过，这在常人中是难得的，在帝王当中就更难得了。

史书记载，有一些亲近唐太宗的大臣，听到有人对唐太宗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就替唐太宗鸣不平：“他们有些人对您的有些指责是错误的，应当好好惩罚他们。”没想到唐太宗听后却说：“不可以。”这些近臣就问：“为什麼？”唐太宗说：“如果我惩罚这个人，以后就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我的过失了。”所以，一个真正博大从容之人，他真有过失，你指责他，他感谢你；他没有过失，你偏说他有过失，他也能海涵你，不责备你。

谏官这一官职，在唐朝初期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和尊重，《旧唐书·魏徵传》里面就记载，魏徵死时，李世民曾叹息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尽管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大致上他还是清醒的，仍时刻在自己的私欲方面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并一直积极保护着谏官。

可以说，假如唐太宗李世民没有这种及时自我反省，自我革新，敢于正视自己过失，勇于接受别人批评，并积极改正自身错误的人格精神，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贞观之治”，更别说后来的大唐盛世了。

《论语》中，孔子也讲过不少有关自我反省和知错改错的话，比如“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等等，《书·仲虺之诰》中说：“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左传·宣公二年》中也有：“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国语·楚语下》里亦云：“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也道：“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苏轼在上《上皇帝书》中更是对皇帝强调道：“改过不吝，从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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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往往只注意到别人的错误与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不是。还有不少人，明知自己有错，也因碍于面子或其他原因而拒绝承认错误，更不用说从内心去反思自己，改过自新了。更有甚者，自己犯了错误，不敢面对，不敢正视，反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甩锅于人，让他人替自己背黑锅，这真的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讼，这个字在金文中有一个代表“正义”的“公”，和一个代表“诉辨”的“言”两部分组合而成，本义表示公正诉辨，后来引申为“谴责，自责”。

孔子说：“哎！我还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而又能真诚地从内心反省自己，责备自己的人。”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