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人民健康需要出发，反复强调“团结中西医”方针，纠正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确立党的中医政策；不断推动党的中医政策贯彻执行，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从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提高，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以宽阔的全球视野，提出中国对世界贡献“中医是一项”，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基本方针，实施正确的中医政策，即充分肯定中医学经验和理论的科学价值，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整理、发掘中医医学宝库，丰富现代医学科学[1]，逐步扭转了民国时期中医被取缔、被消灭的命运，为当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习近平在年10月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性贡献，对于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人民健康需要出发，反复强调“团结中西医”方针，纠正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确立党的中医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我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的卫生局面。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出发，为党和国家确立正确的中医政策，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为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良好的健康基础。
首先，从我们的卫生国情出发，确立了“团结中西医”的基本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卫生状况为：
疾病丛生、疫疬流行，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恶劣。旧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全国人口约4.75亿，每年死亡多万人，约有1亿人口罹患各种疾病。中国人被西方戏称为“东亚病夫”。“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3]。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最主要的疾病是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
卫生机构数量少，布局不合理，医疗设施残缺不全，人民缺医少药。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个，医院、卫生院所，病床8万张。其中，城市张，占74.8%；农村张，占25.2%。医院病床按每千人口计，城市病床0.63张，农村病床0.05张。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如我国最大城市上海，医院所，病床张，在国内医疗设施中占很大比重[4]。村、镇卫生医疗机构稀少。药品短缺，最简单的医疗器械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卫生队伍力量薄弱，中医多、西医少，中西医长期对立。据统计，年前，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人。中西医合计人，其中，中医人，西医人。由于西医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中医偏重于古代临床经验的积累，西医自近代“西学东渐”不断传入中国后，被作为科学化的象征，得到很多人推崇，而中医被作为不科学的代名词，受到一些人甚至社会名人批评、批判，取缔中医之声不绝于耳，年竟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西医看不起中医，如指责中医“对病理解说得不准确，使用的药物难以理解，消毒手续不严密等等”[5]，有些中医则瞧不惯西医，隔阂颇深，长期对立。
面对人民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强调要加强中西医团结。年9月至10月间，他在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就提出要很好地团结中医，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6]。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为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要求：
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据此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其次，及时纠正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为我党确立正确的中医政策。“团结中西医”方针确立后，卫生部出台了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文件，做了许多工作。年4月14日，《卫生部关于一九五0年医政工作的指示》第六部分，对“中医的团结与进修问题”作出安排，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必须将这一问题作为今年的中心任务之一，要大力作好中医团结工作，并在团结的基础上予以提高。年4月4日，卫生部发布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在该文件中，提出了“中医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设立中医中药研究机构、动员经过进修与训练的中医参加预防工作、参加诊疗工作、成立医药界联合会或举行医药界座谈会[8]等六点举措。年，针对中医师失业严重的情况，如长沙市名中医师，收入好些的只占10%，勉强能维持生活者占50%左右，“半失业者，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失业者，约占百分之十”[9]，组织联合诊所、动员到小城市或乡镇去服务、建立互助组织来补救生活之不足等。
然而，由于卫生部在执行“团结中西医”方针时，同时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加上余云岫（年“废止中医案”的提出者）的影响，废止中医的思潮再度回潮，在具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实质上变成了轻视中医、歧视中医、改造中医。
《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具体列举了七个方面问题：（1）中央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合实际，限制了中医的作用。（2）公费医疗制度中，完全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3）办中医进修学校（或班）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实际上起了逐渐消灭中医的作用。（4）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5）中华医学会完全不吸收中医参加。（6）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重要成药。（7）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于年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主张消灭。上述问题出现后，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反映，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误解和不满。有人认为“人民政府是要消灭中医”“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11]。有的中医不愿子孙继承祖业，还有的打算放弃行医，甚至有人已经改行经商或者当小学教员。
针对上述情况，自年4月开始，毛泽东多次亲自批示和指示，强调要重视中医、利用中医、发展中医，从根本上扭转了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为我党确立了正确的中医政策。
年4月3日，毛泽东看到白学光写的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的报告后，批示周恩来等，要严肃地检查一次卫生部的工作。中央文委在检查中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上，存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年12月上旬，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后，毛泽东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他从医务人员构成的现状出发强调：
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同年，中医界人士如岳美中、李振三等上书中共中央，反映中医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年4月2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亲自修改了其中的几个句子，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中医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如对待中医问题，实际上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把中医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科学中去，更好地为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增加人民健康服务[13]。其中的“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科学”“预防疾病”为毛泽东所加。6月29日，卫生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和指示。7月3日，《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虽对卫生部门采取歧视中医的态度进行了剖析，但仍然频繁地使用“旧医”来称呼中医。
7月9日，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中央文委党组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的内容很丰富。如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没有做好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我们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我们要把其中好的提炼出来；医院、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14]。7月12日，中央文委党组决定成立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到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研究报告，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建议。这就是新中国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至此，党的中医政策正式确立。
二、不断推动党的中医政策贯彻执行，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从年起，在毛泽东及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党和政府逐步构建了一系列发展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涉及中医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医疗服务、人才培养、中药产销管理、卫生防疫等方面。它为当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设立中医司。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年，卫生部在医政局内，设立中医科，专门管理中医。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下设中医司。中医的行政管理机构级别提高，由科变为司。由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华主管中医工作，并聘请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等4人为卫生部顾问。
成立中医研究院。年10月，由鲁之俊、朱链、何高民负责的中医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鲁之俊任院长。设内科研究所、外科研究所、针灸研究所、中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编审室、图书室、医院、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等。该院的中药研究所团队于年承担“”抗击疟疾研究项目，开始抗疟中药研究，后成功分离闻名世界“青蒿素”。
医院工作。中医历来以“坐堂”或“往诊”的形式开展诊疗服务，很少设病房收治患者。年，卫生部首先在北京开始试点，“医院增设中医部病床50张，使新旧医联合医疗，首先从北京医学院创造经验，再推广到各医学院校”[15]，改变医院的历史。年7月13日，《健康报》发表社论《医院工作》：
中医进各级医疗机构工作进一步推进。
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除医院工作外，主要通过加强对中医医疗机构的领导，适当解决公费医疗中运用中医中药的问题，继续积极组织和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卫生保健事业服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个体中医开始联合开办诊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中医门诊部、医院相继建立。据统计，年，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张；年，中医院所，床位张；年，医院所，床位张[17]。卫生部还发布文件，取消原来限制中医行医的规定。如年2月2日，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的规定；年11月27日，废除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
改善中医进修工作。新中国成立初，中医进修在“中医科学化”口号下，“以为‘科学化’就是‘西医化’，因而完全讲授西医课程”，“造成了学与用脱节的现象，使进修的中医产生了不正常的心理，中医改行西医，乱用西药”[18]。从年起，开始向提高中医整体学术水平的转化。年3月，卫生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
中医带徒弟和开办中医学院。年1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卫生事业12年规划，提出了培养中医接班人的两大措施：中医带徒弟和开办中医学院。年4月16日，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对中医带徒弟的方式、师资、学习对象、学习要求、学习时间、经费等，都作出了具体指示，计划“以带徒弟的方式在今后7年内培养新的中医48万名”[20]。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实现了中医学界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在年成立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基础上，年，卫生部会同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四所中医学院，同年招生，学制6年。开设课程主要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等。年，成立南京中医学院。根据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北京中医学院进入我国第二批重点高等学校行列。同年，在我国许多省会城市相继成立中医学院。
西医学习中医。卫生部决定，首先在北京取得经验，然后指导全国。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卫生部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正式开班。年6月，正式毕业。除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班外，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成立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的共人，学习期限为两年半。年底，全国广泛组织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者达余人。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年后，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在全国推广。
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年到年，国家对中药的产销、经营缺乏统一领导和管理，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国营商业中只有土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经营大宗药材的收购、批发业务。年，由卫生部负主要责任，联合商业部、农业部、林业部、科学院、合作总社等单位组成中药管理委员会。年，中药材业务交由卫生部门管理。卫生部通过中国药材公司加强对中药材生产、经营的管理，有些地方成立药材生产基地。如年湖南初步确立邵东、浏阳等15个县为省药材生产基地。年，湖南省建立了金银化、栀子等药材生产基地[21]。
重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部遵循“预防为主”方针，开始了全国防疫工作。在血吸虫病、麻风病、“乙脑”等防治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如血吸虫病使用中药配方，辽宁、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实验应用中医中药治疗麻风病，疗效良好。医院中医郭克明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提出“清热、解毒、养阴”三大治疗原则，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治疗“乙脑”取得显著成绩。年2月5日，郭克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我国开展的群众卫生运动中，中医药在灭蚊、灭臭虫、灭蟑螂、杀蛆等取得一定效果。
在上述党的中医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构建过程中，毛泽东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