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以来，一直有人质疑:“告别”的提法太激烈了。纵然中医中药存在那么多的缺点，我们也不应该以“告别”了事，而应该推动它走向“科学化”。
提出这种想法的人，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其中渗透的情感因素超过了科学因素。事实上，中医并不是没有走过“科学化”的道路。
“中医科学化”的大致历程和基本结论
清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王清任最早详细指出过中医的“脏腑”概念存在着许多混乱，又提出了思维发于“脑”而不发于“心”的理论。这可以算是中国人自己尝试着使中医走向“科学化”的开始。可惜，王清任只审查出中医理论十分混乱，却因当时中国的医学和生理学还没有起步，不知道怎样来纠正这些混乱。于是，这次“中医科学化”还没有完全开头就夭折了。
过了50年后，俞樾先生重新起来批评中医。在这个影响下，以留学归来的学者为主体，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第一次“废医”高潮。就在这个“废医”高潮中，以周雪樵为代表的《医学报》派，正式提出“中医科学化”的设想。
可是，“中医科学化”该做些什么呢？人们十分茫然。
从那以后，几乎每一个“中医科学化”的工作都是西医工作。比如说，用听诊器诊断病人的病情，然后又用中医方法探脉，再开一些中药方剂。这些方法用在一起十分不伦不类，分开来看又是各自独立的。
年，毛泽东号召“关键的是西医学习中医”。“中医科学化”的概念变得更加模糊了。按照这个说法，似乎中医本身就是科学，甚至比西医还科学。可是，这样的判断，中国人关起门来自己说也就罢了，始终不能得到科学医学的论证。
改革开放以后，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中国“富起来了”。于是，中央政府对“中医科学化”的投入也空前地加大了。从那时起，中医界总算找到了一条“中医科学化”的道路。这条“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是什么呢？它几乎不包含诊断、护理、检验等方面的科学化，却尝试着走了一条“中药科学化”的道路。于是开发了许多本属于西医方法的针剂和饮片。连那子虚乌有的“经络”也得到了国家不计其数的资金投入，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中央政府出于对“中医科学化”的关心和爱护，从年到年，卫生部一共批准了个中医制剂（包括注射剂和饮片）用于临床。国际上规定注射剂的有效成分不能超过5个，我国的某些中药注射剂居然有效成分达到了48个！直到今年，“鱼腥草事件”爆发后，卫生部才从中清除掉7个制剂。由于我国对中药还没有启动安全性研究，究竟这个中药制剂中的其它制剂是否还存在类似鱼腥草注射剂的隐患，目前还缺乏完整的认识。不是中药没有副作用或副作用小，而是我们对中药的副作用还缺乏最基本的研究。
以上“中医科学化”的成果，至今没有一项符合基本的科学标准，却培养了一大批教授、博导和几名院士。
可是，好景不长。年，比利时出现第一例“中草药肾病”病人，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肾脏学系教授J.L.Vanherweghem最早报道了这个病例。导致这一类疾病发生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就是含有中药成分广防己的减肥药。其病理学表现为弥漫性肾间质纤维化，低分子蛋白尿、严重贫血，以及在1-2年内发展为肾衰竭的终末期，即使停止用药也难以恢复。由于这种病与中草药有关，因而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为“中草药肾病”(Chineseherbnephropathy，CHN)。自首次报道这种疾病至年，仅在比利时就累积报道了例，一时间国际医学界舆论哗然。这就是中草药为我国赢得的最大一项“荣誉”。世界上那么多的土著医术，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比利时的“中草药肾病”事件只是中草药“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一个开端。由于这个事件，国际社会对中草药的毒副作用给予了广泛警觉。年，美国爆发过打击非法中医的“白色恐怖”，仅在纽约的一个周末就逮捕了9名不遵守美国法律的中医生，其中一名居然用含阿斯匹林的草药（所谓“中西医结合”）为病人治疗肝炎。年香港卫生署公告禁止30多种大陆生产的中成药进入香港。年4月31日，香港卫生署通告各中药商，从年6月1日起停止销售34种马蔸铃科中药，暂停10种细辛属中药。其中，经常见诸中药方剂的有大叶青木香、朱砂莲、防己、关木通、管南香、淮通、细辛、杜衡、乌金草。此外，我国医务工作者也陆陆续续报道了“中草药科学化”成果所蕴含的毒副作用。仅年就累积发表了一些中西医结合制剂和纯中药制剂的变态反应例（以黄芩、牛黄、穿心莲为主要中药成分），其中鱼腥草注射液和双黄连注射液引起的病人休克和死亡事件，由于中医界的掩盖和干扰，直到今年才正式宣布禁止使用。年，国内报道因服用含雷公藤而引起肾功能衰竭的病例达20例之多。又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双肾萎缩的病例报道，也发表过一例。其它，还报道了中草药引起心血管系统疾病、肝中毒等病例。其中，尤以服用中药引起肝中毒的病例最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对“中医科学化”所导致的后果缺乏清醒的估计，许多甚至被掩盖和隐瞒。明明境外在那里严厉打击非法中草药，国内却还在那里发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欺骗性渲染。直到最近，我国卫生部官员才不得不承认，我国对于中草药毒副作用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事实上，我国对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工作，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还没有起步。我国加大对中草药安全性研究以后，究竟是什么结局，现在还无法断言。
以上“中医科学化”的过程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我国中医界对“中医科学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
2、所有已经尝试过的“中医科学化”方法，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3、中医越是科学化，中医的缺点暴露得越多。
这三个结论表明，“中医科学化”的道路已经失败。
目前，国内承认“中医科学化”已经失败的人不少，却没有人对导致这个失败的原因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说明。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并阐明这个失败，我国的医疗资源就有可能继续往这个方向上分配。今年国家科技部拨出万元巨款，支持35个项目，继续做“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就是例子。大家不要以为我国真的富到可以继续为失败的探索分配巨额资源的程度了。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险，城镇下岗职工的医疗保险，资金分配上捉襟见肘，科技部却把万元分配给35个课题组继续做“中医科学化”的研究，这不是浪费，还有什么可以算浪费？我呼吁科技部紧急停止这类研究立项。把这笔经费的一半拨给城镇下岗职工增加医疗保险，另一半用于启动中药安全性科学研究。并且，在中药安全性研究正式启动之前，停止一切其它内容的中医中药研究。
“中医科学化”之所以失败是由中医自身的弱点决定的。直言之，中医不可能被科学化，也不可能与西医合一。
原因之一：中医基本概念不能科学化
中医要走向科学化，首先必须实现其基本概念的科学化。要实现中医概念体系的科学化，第一要做的，就是使中医概念具有明确的指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之所以能够迅速融汇于西方天文学体系之中，就是因为，虽然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但是由于双方同时具备了明确的指称。中国的“尾宿”与欧洲的“天蝎座”虽然概念表述不同，但基本指称一致。中国天文学中的黄道、白道和赤道，放在欧洲天文学的天球坐标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了这样基本概念指称相同的逻辑基础，中国的天文学才可以与欧洲的天文学发生融合，形成没有任何民族狭隘性的“普世天文学”。遗憾的是，这一点在中医概念体系中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任何一种理论，不用说把它“科学化”，就是让双方都达到无歧义的理解，也必须满足概念指称的确定性。肝就是肝，肺就是肺；器官就是器官，功能就是功能，不能互相混淆。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中医中药的概念达到了这个最最起码的思想境界。比如，《黄帝内经·阴阳应像大论篇第五》说：“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肝明明在人的身上，何以肝有“在天”“在人”“在地”之别？并且，肝“在天”可以为“玄”，“在人”又可以为“道”，“在地”又可以为“化”？如此论来，“肝”的指称究竟是什么，不就成为难题了吗？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肝”，经过中医理论家的矫揉造作之后，概念指称变得模模糊糊。这也使得每一个学习中医的人，对所有中医概念都处在了“不懂”的状态。
中医理论家制造让别人“不懂”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法。只要你“不懂”，他就可以“懂”，而且他什么都“懂”，从而他就有了骗人的“本钱”。至于他“懂”什么，你就不要追问了。这就是中医生至今不敢在科学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奥秘所在。
我国中医界，消耗了政府配置的不计其数的资源，试图弄明确一些中医基本概念的具体指称问题，至今毫无结果。既然中医中药的概念不能科学化，则中医中药走向科学化的基础便荡然无存了。
其次，中医没有确定不移的逻辑通道。
《黄帝内经》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何以风只能从东方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西风、南风、北风、东南风、西北风、东北风、西南风，不是照样可以生么？更进一步地问：“东方生风”是一种生理现象，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是生理现象，有哪些生理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东方生风”？如果“东方生风”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何以《黄帝内经》的作者能够从“东方生风”这种自然现象做出“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推论？这六个“相生”过程可被理解和交流的逻辑关系在哪里？科学不仅需要追求概念指称的确定性，而且还要寻求概念之间确定不移的逻辑关系。“中医科学化”那么多年，浪费了国家不计其数的科学资源，至今没有在“中医概念的科学化”方面迈出任何有意义的步伐，我们怎么可以继续指望中医中药的科学化呢？
原因之二：中医缺乏科学化的经验基础
一直有人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或医术）。其实大谬！中医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医学（或医术）。中医与中国民间医术不同。民间医术属于经验医术，中医则不是。中医的前身叫“儒医”，是一些读书落志后矫揉造作伪造出来的。方剂和辨症施治方法，没有一样来自民间经验，而是儒医根据他们自己捏造的类似于“土匪黑话”般的“歪理邪说”拼凑出来的。以上我们举的中医概念，就不可能在民间的任何地方找到证据，也不可能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些概念的经验基础。
与中医的病理学概念缺乏明确的指称相对应，中医的病名指称也是捏造的，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没有确定性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性。当然也就谈不上它的经验基础。这几乎是不需要加以论证的哲学。所谓“太阳病”什么病？“湿热郁蒸”又是什么病？最近，有人把“高血压”解释为“心气虚”，把“慢性浅表性胃炎”标榜为“脾胃不和”，实在令人喷饭。病名描述不清楚，临床治疗效果的描述也必然不清楚。举例说，“脾胃不和”的疾病状态描写不清楚，则“脾胃调和”的正常状态描写也必然不清楚。再，中医用药没有明确的关于有效成分的描述。美其名曰“对症下药”，实际上却是“症”、“因”俱不明，药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理也不明。事实上，在用药方面，中医不是什么“对症下药”，而是一直采取了“打散弹”和“捆绑销售”的方式。正因为这样，中医不能被设计成“假治”与“真治”过程进行双盲比较。由于中医不属于经验医学，中医施治的效果不能还原为客观的可检验过程，其科学化过程又何以能够进行得下去？
原因之三：中医科学化的成本太高
中医要走向科学化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施治的方法具有高度的确定性。
·施治方法的有效性，经得起双盲研究的检验。
·有效的治疗方法能够填补世界医学空白。
·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安全的。
根据这四个基本条件，要使中医科学化，首先，必须使中医施治的方法走向确定性，就通常的汤药而言，要在所使用的多味药里边，确定出有效成分。其次，要根据双盲研究的原则，确定其有效成分的确切疗效。再次，将这个有效方法与现有相关的治疗方法进行价值评估，看看是否具有临床运用前景，即是否具有填补空白，或者比现有方法更廉价、更简单易行的优势。一个花大价钱开发的“中医科学化”治疗方法，如果没有临床运用前景，也必然是要被淘汰的。最后，还得进行安全性评估。
要按照上述科学化的要求，完成这样四个过程，其投入成本之高，取得回报风险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我国推行中医现代化（或科学化）以来，收效甚微的原因所在。可见，所谓“中医科学化”完全是一相情愿的构想，不可能有任何有价值的收益。
“中西医结合”至今还是我国“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探索之一。这个探索也是失败的。
“中西医结合”已经失败的突出标志，是由我国医药企业在中药当中掺西药所引起的世界性的谴责。其中尤以香港、台湾和美国扫荡“中药掺西药”最烈。在这些地方，所有中药掺西药都被视为“劣质药”。事实上，中药掺西药存在以下三大弊端：
一、中药和西药相掺合不能保证西药的正确使用。
西药在投放临床运用以前一般都进行了严格的双盲实验检验。它的有效成分的分子式和作用机理都得到了清楚的阐明。而且，每一种西药本身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中医用药则没有化学科学基础，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药理学或生理学的基础了。中药之中掺西药，就是这种无视化学、药理学和生理学基础而做出的荒唐蠢事。西药被掺在中药里边之后，西药的独立性就丧失了。它有可能与中药当中的某些化学成分产生化学反应，改变原来西药的分子结构。因此，一个科学的药品发明，经过与中药的掺合，就变得不科学，甚至可能成为危及人类生命的东西了。这是造成香港、台湾、美国、日本多次打击中国进口中成药掺西药的根本原因。
二、中药和西药相掺合不能保证西药剂量在被掺入以后的合理而均匀的分布。
西药是按照有效成分入药的。人的机体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承受这些有效成分，是经过了实验研究得出来的。过量与不足，都可能给患者带来危害，即，都可能违背科学医学的“无伤害”（noharm）原则。中药掺西药的最大特点是，它不能保证西药剂量在被掺入以后的中成药中实现合理而均匀的分布。有的药丸子可能包含的西药成分多些，有的药丸子则可能包含得少一些，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如此不均匀的剂量分布，最有可能导致医生施治不当。
三、将西药掺入中药，严重侵犯了西药发明人的知识产权。
一个可以投放市场的药品开发，大致说来，需要经历这么几个研究与开发阶段：
（1）确定某种施治方法的有效性。
（2）确定其中的有效成分。
（3）写出有效成分的分子式。
（4）阐明有效成分对于疾病的作用机理。
（5）研究有效成分的提纯或合成方法。
（6）做出有效成分用于人体的安全性分析。
（7）进行随机临床双盲实验检验。
（8）申请批准。
药品研究，尤其是那些针对新型疾病（如艾滋病）的药品研究，比实现一次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花费还要高，而且市场风险相当大。只要有一个环节进行不下去，前面的工作就可能全部作废。由于药品市场是由医生和病人的发病率来支配的，这与大众化的农贸产品和家用电器明显不同。这就决定了药品开发的回报风险，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尤其是那些针对新型疾病的药，回报风险更大。在这样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生产领域，你侵犯人家好不容易才取得的知识产权，人家怎么可能不打击你呢？
综上所述，中医不可能科学化。这就是我直接提出“告别中医中药”，而没有考虑它重走“科学化”道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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